最初写这篇文章,只是想简单追溯中学时期对中国产生兴趣之源,但随着回忆铺开,不知不觉又着笔写下了在探寻这份兴趣的过程中发生的诸多事宜,包括大学时代的探索,及20世纪90年代台北和北京之旅。
我写下这一切,是因为身在中国,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您是如何对中国产生兴趣的?”通常,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个答案让我的兴趣发展既连贯又有逻辑,看似是一个线性过程。但事实上,这份兴趣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偶然的,并且回过头看,也得益于我的好运气——我既获得了探寻这份兴趣的机会,又同时能在研究中利用我受过的训练、发挥我的专长。基于此,我决定将往事一一摊开,书写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尽管有些部分并不能严格形成一条完整的线索。
故事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其时,我父亲正任职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教授计算机科学。那时我还在读高中,父亲偶尔会接待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们或正处于职业中期,或是被委派至美国进修的学者,其中大部分人在访问结束后都会回国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由于他们大多与我父亲年龄相仿,并在中国已有家室,父亲便常邀他们来家中做客。我对中国的兴趣最初即缘起于与这些人交谈。
这些谈话给年少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生活在伊利诺伊州迪卡尔布——一个小型大学城,这是个很适合读中学的地方,但却不能为高中生提供许多与其他国家或背景迥异之人交流的机会。因此,与我父亲的中国朋友们的交谈,令我大开眼界。他们谈及自己对美国的印象——好印象与坏印象,也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与家庭历史。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许多都来自1949年以前地位很高的家庭,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1983年,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父亲也作为学术代表团的一员到访中国,并于一两年后又再一次进行访问。他回来之后建议我多留心中国,因为据他的所见所闻,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中。他注意到中国正在进行大量基础建设,并对所遇到的学者们的认真严谨的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的访问见闻,加上曾与他的中国朋友们发生的交谈,我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我能找到的关于中国的一切资料。迪卡尔布是一个大学城,有几家二手书店,我在那儿很轻松地找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最早读到的一本书是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我父亲在几十年前读过这本书,因此这本书一直在家中放着。我也读了Edgar Snow讲述革命前后的那些大多带有奉承意味作品。
回想起来,这种偶然、几乎是随机发生的对中国的兴趣似乎有些非典型。不少我认识的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能将其兴趣溯源至关于中国的某个特定的事物,如对中国哲学、宗教、武术、诗词、艺术等的兴趣。通常来说,这些兴趣都是在大学之外开始培养起来的。学术界外的人士(也不排除部分学术界人士)对中国或对亚洲的兴趣,似乎常常反映出一种对异国情调的迷恋——有时是一种近乎令人厌恶的方式,或者希望东方哲学或宗教能提供一些西方哲学和宗教无法提供的答案。
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件引发我早期对中国的热情的特别之事,那应该是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规模和持久性的惊叹。当我在大学继续进行探究时,我惊讶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组织上的延续性,至少在19世纪末期,相当大的区域内仍延续着几个世纪以来的特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发生一些变化,各个地区之间也多有差别,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也也一定能指出不同时代、地区之间的许多差别,但如果让我来冒昧猜测——假设一个中国人在汉代被冷冻起来,并在19世纪初解冻,那么当他睁开眼后,一定很快能认识并适应周围的世界,但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位在奥古斯都时期被冻结的罗马人身上,他一定不会有相同的反应。除此以外,我还惊叹于一个国家能以如此小型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如此庞大的人口和疆土的能力,并且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调动全部的资源,尤其是它的人民。
这些年,我亦阅读了不少中国哲学的重要译作,并对其中精妙的治国论治之道感到印象深刻,但我却从未像很多人那样从个体层面与这些内容产生共鸣,也未曾将之视作灵感或指引之源。我也未曾在西方哲学中有过类似的体验。我对东方宗教或武术并无特别的兴趣。虽然我很欣赏中国艺术和诗词,但这种欣赏直至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后,始才发生。
这一切都影响了我后来的决定。高三那一年,我决定进入大学后要修习电器工程和历史学双学位,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便是中国。
大学时代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加州理工学院就读。关于我做出此决定的缘由,以及我在加州理工的那段时光,我曾写过一篇长文追忆。但这个决定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我高三那年,父亲的一番教诲。他指出,如果我对历史学感兴趣,选择加州理工,我相当于独自拥有了一整个人文社科学院的师资和资源,但如果我选择像伯克利、斯坦福这样的学校,我就必须跟其他同学一起(其中很多在读法律预科)争夺学校的历史学家或其他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我只是成千上百名同学中的一员。于是,高三的秋天,当加州理工学院的申请获得提前通过时,我立刻放弃了对其他大学的申请。
大二时,我开始担任李中清的研究助理。其时,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助理教授,正需要一个专长于数据编程的助理来协助他管理沈阳道义地区的户籍数据,这些数据研究后来写著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命运与财富》一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它得以连接我在高中时所积累的专业能力和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在项目中,我最主要的贡献是用dBase III+来重构了大部分用于管理这些户籍数据的软件。在此之前,所有的软件都是用C语言写的,这不利于数据重组和动态创建新变量。变量的创建和计算必须“硬连线”至代码中,创建新变量来衡量家庭规模和其他背景特征也很困难。但当这些软件通过dBase III+重建后,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新的变量,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创建变量来测量家庭规模,还可以测量是否仍存在其他亲属。此外,我们没有自己写代码运行计算,而是将所有内容导出至文件中,再导入到SPSS和STATA中进行分析。
1987年夏,在加州理工学院夏季本科生研究奖学金的支持下,我和李中清一同奔赴北京、沈阳两地的研究之旅,这是我的首次中国之行。在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大学勺园,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进行研究。在沈阳,我们住在辽宁大学,拜访了辽宁省档案馆和道义区。我们携带了一台大型康柏“便携式”电脑以便随行展开研究。这是一次让我大开眼界的经历,我真希望当时拍了更多照片,许多美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去普通人家中拜访的经历更令我难以忘怀。
大三时,我基本明确了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我决定攻读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将学术生涯聚焦于中国研究。经过与李中清和其他人的讨论,我认为人口统计学和定量社会学研究会是一个最佳选择——它能将我在技术领域的训练和专长与对中国研究的兴趣相结合。因此,我并未参加学校电气工程学位所必修的电力电子或其他高年级项目课程,而是以工程和应用科学学位毕业。事实上,我也曾半心半意地申请了一些电气工程研究生课程,甚至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我迄今仍记得当时的情形:哥伦比亚的一位教授打电话给我,表示要向我提供职位和资金,我向他表明我已经决心攻读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沉默。
假如我没有偶然获得那个让我运用编程技术研究中国历史的机会,我很怀疑在研究生阶段,我还会继续进行中国研究。我应该会更严肃地对待我的工程类课程,或许某个平行宇宙里的我最后像我的同学们一样,去了苹果、微软,或者其他什么成功的创业公司,如今已光荣退休,住在豪宅里,而我沉迷于中国的这个兴趣爱好则通过向学术研究捐款来得以满足了。事实上,在大学里,我也修读了更多传统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课程,但没有一门课能让我像对待自己的定量数据分析项目那般痴迷。我参加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课程更重视理论分析,并且课上总有一些人在相关推导方面比我强。历史学和文学课很有趣,但相似的,也总有一些人比我更善于用文字进行自我表达。然而,当涉及到对历史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时,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做一些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确实感到很幸运,我将中国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而非日本或世界其他地区。在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日本正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日本在几十年内会统治世界。人们甚至拍了像《黑雨》这样傻乎乎的电影。特别是在1989年6月后,大家都很困惑为什么我仍然对中国感兴趣,当时的共识是中国的发展已经中断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我倒是希望我坚持研究中国的决定能够反映出我的一些直觉或者远见,比如认为中国经济将很快恢复快色增长,但很可惜,现实是我只是单纯喜欢研究中国,对正在发生的是罔顾不问,一心向前。
台北、北京
1989年6月,当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后,我前往台湾,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中文学习。其后,我又前往北京大学,在汉语中心学习了六个月。我原计划在毕业后立刻前往北京大学,考虑到当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事情,这在当时已经不可行了。因此,我只能改变计划,6月先去了台北,随后在12月前往北京。1990年的五月和六月,我重访了辽宁道义区,即我和李中清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命运与财富》中曾分析过的、清代户籍制度所覆盖的社区。在那一年中,我得到了沃森奖学金(Watson Fellowship)和德菲基金会(Durfee Foundation)的资助。
1989年下半年,我在台北度过了一段美好又富有成效的时光。加州理工并没有中文课,所以,我在大学时期从未学过中文,当我的飞机降落在台北时,我连一个字的中文都不会说。不过,台湾是全世界最友好、最热情好客的地方——就跟现在一样,尤其是在我初到台湾的头一两个月里,我总能遇见帮助我的人。能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进行中文学习也是一件幸事,他们提供3至5个学生的小班教学,由经验丰富和耐心敬业的老师教学,学费也非常合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中文进步很快,几个月内已经可以进行中文交流。在那儿,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包括最初认识的一些语言交流互助伙伴,直到现在,我仍与其中一些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互联网的奇迹之一就是你偶尔能与早已失联的朋友重新取得联系,通常是通过LinkedIn或者Facebook,但有时也纯靠巧合——他们会出现在“你可能认识的人”的推荐版块中。
1989年的台湾,万象皆新。其时,政治、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剧变之中,两年前(即1987年)戒严令被取消后,台湾便迈出了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过渡的第一步。虽然人们仍担心这种开放的趋势可能会遭到逆转,旧时代的印记也偶有浮现,但与此同时,经济获得了飞速增长。并且就像我上面提到的那样,人们非常友好。
台北在我心中地位如此之高还有一个原因:它人口稠密,又生机勃勃。我在帕萨迪纳读大学,虽然当时洛杉矶也在迅速变化,但与台北相比,它仍然更像是一个慢节奏的郊区。我喜欢住在密密麻麻的中层公寓街区,在步行一两分钟的范围内,商店、酒吧和餐馆比比皆是,交通也很便利。台北是一个24小时“营业”的城市,我和同学们经常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当时台北的主要缺点是污染比现在更严重,交通也十分糟糕。捷运尚未建成,即便是搭乘公共交通去一个不算远的地方,也常需要耗时不菲。如果想去岛上其他地方看看,就更麻烦了。
台湾也是全世界最容易让我长肉的地方!大学毕业时,我还算苗条,主要是因为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餐饮服务实在不怎么样。但当我登上台湾岛的那一刻,我就被各种便宜、美味又带有异国情调的美食包围了。每天早晨,我去面包店即可享用各种塞满了丰富馅料的美味糕点;晚餐则经常去师大夜市附近的餐馆里用餐——这些主要面向学生的餐馆往往物美价廉。午餐时,我想要保持克制,通常只吃一碗面条、饺子或排骨饭,但好多时候我打破了自己的规定,去吃了麦当劳。晚餐后,我和朋友们一起喝啤酒。
1989年12月至1990年5月,这6个月的北京生活有趣并令人怀念,但在语言学习上就不尽如所意了——北大的汉语教学有些杂乱无章。虽然学费跟台北一样高,但一般的班级规模有20至30人,我们使用的是70年代或更早出版的教材,虽然这些课本上的词汇在当年可能颇有助益,但在80年代后期却早已不再适用。老师们兢兢业业,直到今天我仍感激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但尽管如此,在这样的语言学习环境中,想要获得口语上的提升是比较难的。我确在阅读方面持续取得进步,因为这只需要我准备好教学卡片即可,不需要跟人互动。
我在北京的那些时日,天气一直很好。台北潮湿多雾,但北京却天高气远,天空幽蓝。冬天我们会去未名湖或圆明园上滑冰。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我的汉语对话能力在北京未取得预期进步:我很难找到能一起练习的人。没错,我同几年前父亲曾在芝加哥接待过的访问学者有过一些交流,也与李中清介绍我认识的一些家庭有过接触,但除此以外,我几乎无法认识任何学生或其他年轻人。我像所有留学生一样,住在北大勺园的留学生宿舍——外国人不予许住在校外。当时,进入北大校园访问受到严格控制,而中国人去外国留学生宿舍的管控则更为严格。校内的环境甚至会让来访者感到些许恐惧。如果我和一位中国朋友一起在校园内走来走去,几乎总是不可避免要遇到一群矮壮的男人,他们剃平头,没人戴眼镜,声称自己是问路的游客,然后试图询问我跟谁在一起,他们从哪儿来,在学校里做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很难像在台北那般结交新朋友。
这种孤立倒也带来了一些正面影响,我和同期留学生同学们相处甚佳,并且带来了一些持续至今的友谊。那个年代,美国留学生非常少,大部分留学生都是日本人。在我刚到没多久的时候,就非常幸运地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去云南的新年之旅。我们坐了50个小时的硬卧火车去往昆明,在那儿观光了几天,又坐火车返回。整趟行程中仅有两三个美国人,几个非洲人,其余全是日本人。我和这些日本同学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旅程。我不会说日语,虽然有几个日本同学能说非常流畅的英语,但剩下的大部分人也不能用英语交流,所以我们都说中文。多年以后,我仍与其中许多人保持着友谊。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和人口统计学博士学位期间,曾于1992年的秋天和1993年春天再次赴台,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的华语研习所(也被称为斯坦福中心)学习中文。当时我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国际博士前研究金的资助。
那一年,我的中文突飞猛进。华语研习所的老师们非常棒,我们用小课模式进行教学,所有的同学都非常专注。与此同时,台北仍然是那么美好,人们热情好客,又充满魅力。以前,台北的污染和交通问题都很糟糕,但如今已经得到了成功解决。那年年末,我的中文阅读能力也抵达了巅峰阶段,我甚至可以读繁体中文的报纸,很可惜,自那以后,我的阅读能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了。
那一年我住在离师大夜市附近。那是一幢五层楼楼顶的违章建筑,我很幸运租到了一间转角房间,两面有窗,既透气,也常伴有微风习习。露台上有共用的浴缸、淋浴、洗衣机和晾衣绳,楼里还有一台塑料的公用电话,它放在走廊的小桌子上,需要投币才可使用。我的邻居们是一群有趣的学生和上班族——他们家在台湾其他地方,周末才回去。除此以外,还有一位看上去没有可辨认收入来源的神秘绅士,他经常通过那台公用电话预定各种娱乐场所。后来,经过交谈我方才得知,他是一个游说者,被一家寻求政府合同的公司聘用,为那些可能对有关合同的签订产生影响的政客安排娱乐活动。他还向我详细解释了当时台湾的这种采购工作。有一次,我遇到了他的一些同伙,他们看起来显然来自黑社会。
关于台湾,我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遗憾:我没有太多机会去探索整个岛屿,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了台北。1992至1993年那段日子里,我的周末往往都在忙于各种研究项目。当时台北以外的交通着实不太方便。我记得有一次全班组织了一趟去高雄的旅行,我们在路上花了一整晚,至少我印象如此。虽然也有长途巴士,但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想要提前为一次旅行进行筹备并获得所需的信息可不容易。当然了,我有些同学比我更善于找到时间去探索台北以外的世界,但他们在安排和制定计划时也大多得到了朋友的帮助。
我在北京度过了1993年的夏天,为论文进行研究。我住在北京大学,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泡在各种图书馆和档案管里。相比于1990年,当时的北京环境已经放松了很多。
那时候每天的天气都可爱极了,虽然当下这么说显得有些不可思议。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蓝天,空气干净、干燥,每天下午会有短暂的阵雨。相比之下,台北一直受到严重污染,并且格外潮湿,就这方面而言,迁居北京显得格外宜人。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和我的研究助理每天骑车去各种图书馆。有时我甚至会一路骑到市区。有一次,我骑到了美国大使馆,去加签注。如今北京的空气污染如此之严重,以至于每当我想起当年那个美好的夏天,都会感到不真实——如今我可不会再在北京骑车自行车穿街走巷了。
结语
说句题外话,中文的声调发音是我在语言学习路上遇到的最大挫折。我从未真正掌握其中要义。在台北的那段日子里,老师们曾倾力帮助我,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语言中心听录音带,但无论我如何费劲心力,那些声调在我听来都一模一样。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大多数汉字的声调。即便当我在交流时发音正确,那也是无意识的,也可能只是在听别人说话的过程中偶然提取到了这个信息,就算我发对音了,也说不上来我到底发的是哪个声调。我总怀疑这可能和我在音乐上的天赋平平有关。我很热爱欣赏音乐,但我小学和中学音乐课上的表现,可真是太糟糕了。
直到今天我仍在继续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这很幸运。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近年来,我的研究领域已经从早期的使用户口簿进行家庭组织及人口统计学研究,转向通过《缙绅录》和其他资源来进行古代教育和官员仕途相关的研究。多年来,我有不少参与当代中国研究项目的机会,但不知怎的,发现、转录和分析新鲜的历史数据所带来的兴奋感,从未被取代过。我所工作过的研究中心和部门都允许我从事这项研究,亦并未强迫我转向当代史或主流话题的研究,这简直太幸运了。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对这条道路比较优势的一种坦率评估。有很多聪明、勤奋、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人在进行当代中国史相关的研究。我一直觉得,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只能作为“其中之一”存在,并且也不会对既有研究做出多么重大的贡献或改变。在这条道路上,我会跟别人一样发表着相似主题的论文,也很难找到一些新颖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在一个已经人满为患的领域,想做一些有趣的事是很难的,毕竟,所有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光了。
而说到处理历史数据,对我来说是有比较优势的。我始终认为,我们所在做的这一切,几乎每件事都有一定价值,因为人们对我们所从事之领域知之甚少,而我们所了解到的每个信息——尽管有时是微不足道的——几乎都代表着一种发现。用李中清教授喜欢用的一个类比来说,这就好像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新的望远镜或探测器,并且有机会观察和测量以前从未有人涉足的的现象。因此,即便我们可能无法解释,意想不到的模式和关系仍是有价值的发现。
此外,我也担心,如果我和李中清教授不继续做我们所做之事,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人来做,那么,对中国历史微观数据的定量研究就不复存在。别说上世纪90年代,即便是退回10年前,类似的研究项目也寥寥无几。最值得注意、最重要的研究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正在进行中的、基于台湾日占时期的户籍数据而进行的数据库建设和分析工作,在此之前,虽然已有一系列项目在对家族谱系进行研究,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大多已悄无声息。
如今,因为更多来自不同学科的人正在从中国历史资料中构建数据库并进行定量研究,我的烦恼也渐渐不再了。
(翻: 杨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