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对我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的简要陈述,如有必要,可移步至“研究方向”对我当前的研究进行一定了解。
1989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工程与应用科学学士、历史学学士学位。1995年,又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授社会学及人口统计学硕士、博士学位。1996年7月起,在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攻读完NIH博士后学位后,任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其后的2013年,我开始了香港科技大学的任职。
这篇文章将对以上这些经历进行介绍。我将从大学时代开始讲起。
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涯
我曾就加州理工的经历写过一篇批判性反思文章,感兴趣可移步阅读。在这里,仅对当时的经历作简要陈述。
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后,我便计划攻读双学位,其一是工程与应用科学学位,其二是以中国研究为重心的历史学学位。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的学术重心从工程学转向了中国方向的历史学研究。关于对中国研究的兴趣缘起,我另写有一篇文章作了追溯。
大二时期,我开始担任李中清的研究助理,其时,他是校历史学系的助理教授。这段经历成为其后我们多项合作研究的开始,包括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家庭组织和人口行为学等研究项目。当时,李教授需要一位在数据库编程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来为他管理所收集的沈阳道义地区的户籍数据,这些数据及相关分析为其后出版的《中国农村地区的命运与财富》一书奠定了基础。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尽管当时中国研究仍只是我的兴趣爱好,这份工作却让我能够将中学时期开始积累的专业知识应用到中国研究中去。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87年夏天。大二学期末,我加入了李教授前往北京和沈阳的研究之旅。起先,我们住在北京大学,并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研究。之后又前往沈阳,住在辽宁大学,并造访了辽宁省档案馆和道义区。
大三时,我决定攻读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希望最终能展开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学术生涯。在李中清教授及其他人的帮助下,我将人口统计学和定量社会学定为我的方向——这是能将我所接受的培训、专业知识和中国研究的兴趣有机结合的最佳选择。
在加州理工和宾大的经历之间,我得到了沃森奖学金(Watson Fellowship)和德菲基金会旅游补助金(Durfee Foundation Travel Grant)的资助。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游学。
宾大的研究生时代
在博士学位论文中,我将多种历史及现当代资料的数据相结合,对从17世纪至今的北京市人口死亡率趋势进行重构。我的研究表明,由于公共卫生方面的基本改善,北京的死亡率在20世纪初即出现了急剧下降——远早于1949年以后全国范围发生的死亡率下降趋势。
1992至1993年,我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国际博士前研究金的资助。那段时间,我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的华语研习所(ICLP),并在1993年夏天,前往北京收集博士论文所需材料。
同样是在研究生阶段,我开始参与后来的“欧亚项目”——1994年,我初次在京都参加了项目相关会议。
“欧亚项目”是一项国际性的跨学科合作项目。项目旨在通过对18、19世纪比利时、意大利、瑞典、日本及中国等国的人口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来研究经济发展、社区状况、家庭组织和个人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此项研究,我们目前共出版三本著述,包括《压力下的生活》(已出版中译本)、Prudence and Pressure、Similarity in Difference等,均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首卷《压力下的生活》重点关注在家庭组织、经济情况、死亡率模式之间的关联;第二卷重点关注生育力;第三卷于2014年出版,致力于婚姻的比较研究。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期
1996年,我以助理教授的身份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系;2002年晋升为副教授,并最终于2005年获得教授职位。2002至2005年间,我担任UCLA社会学系副主席兼研究生课程主任,并于2004年被授予古根海姆学者奖。在此奖项的支持下,其后的2005至2006年,我在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度过了一段休假期。
我和李中清合作的项目之一,是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平等、家庭关系和人口结构研究。我们用中国18、19世纪的人口登记数据,创建了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李教授在1980年代开始构建此数据库,但直到90年代我们才开始对数据进行大规模扩展并最终创建了如今的CMGPD。
项目公开的第一批数据,是辽宁地区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Liaoning)。辽宁数据库在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的资金支持下(R01 HD057175-01A1,Lee PI),发布在美国校际政治和社会研究联盟数据库(ICPSR)上。该数据库包含150万个观测值,涉及从1749至1909年间,辽宁地区上百个村庄的25万余人。这些数据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通过对亲缘关系记录进行自动化链接,得以将数据库中的个人分成约1000个后裔群体,每个群体都来自同一祖先——这使得每个群体都能成为一个分析单位。
此外,我们也发布了黑龙江双城区的数据库(CMGPD-Shuangcheng)。此数据库与爱荷华大学的陈爽合作完成,同样得到了NICHD的资金支持(1R01HD070985-01 ,Campbell PI)。双城区的人口特征与辽宁有很大差异,主要由十九世纪早期来到这个地区的定居者和他们的后裔所组成。这部分人口的登记数据涵盖了1865至1911年的年度记载数据。
此数据库的显著特征有两点。其一,它涵盖了有相互关联关系的土地持有登记册;其二,它有一组更丰富的描述社会地位的变量。陈爽在他的著述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使用这些数据来研究19世纪后期该地区的不平等问题。
围绕着CMGPD数据库项目,近年来,我亦积极推动在研究中使用东亚地区的户籍登记数据,以实现该地区的比较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促进东亚历史户籍数据的研究学者之间的联系。为此,在加州大学环太平洋研究项目的支持下,我于2010年9月和2011年8月,分别在香港科技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学术会议,邀请中、日、韩等地数据的研究者共聚一堂,进行讨论。会上,学者们介绍他们研究的数据,发表论文结果,并共同制定了将来在移民、分层等主题上的协同研究计划。
自UCLA加州人口研究中心(CCPR)成立以来,我一直担任其教职员工,并在2006至2011年担任其培训副主任。任职期间,我曾是CCPR-T32培训项目的负责人(由NICHD资助)。
2009至2013年,我担任一项由NIGMS资助 (NIGMS 1T32GM084903-01A1) 的培训项目的负责人,项目由我和健康心理学教授Julie Bower发起,并在CCPR和心理学系的许多同事的支持下共同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培训行为科学和人口科学的学生在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人口科学的交界处进行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时期
2013年,我来到香港科技大学,并担任社会科学院教授至今。
自来到港科大后,我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一个新项目——基于《缙绅录》和其他来源的“大数据”,对清代官僚进行研究。
2013年夏天,就在我刚来到港科大不久,我就从上海交通大学的任玉雪教授处了解到了《缙绅录》。其时,她正使用此资料进行一项中国东北地区官员研究。
《缙绅录》是清政府每季度出版的职官志,其中详细记录了清代大小官员的名单及其它信息,当这些信息被转录成数据库、并进行纵向链接后,即能呈现出清代官员的仕途经历。我和任玉雪、李中清一起,开始计划将《缙绅录》中的可用版本转录为“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CGED-Q);与此同时,我也向香港研究资助局成功申请到了资金支持。在与我们合作构建了上述CMGPD数据库的同一组录入人员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这个项目。截至2019年1月,数据库已经包含近400万条记录。
我也参与了李-康团队的多项其它研究,包括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大学生数据库”项目——对共和时期的教育精英和专业人士进行研究;“四清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项目——通过分析户籍数据来研究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如感兴趣,可移步至网站中的“研究方向”进行进一步了解。
在香港科技大学,我身兼多职。
入职第一年,担任研究方向的副院长;第二年,在研究生教育方向的副院长退休后,我成为继任者。2013起,担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2018年卸任。其后,在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任社会科学部代理主管。
我也是社会科学部本科生“定量社会数据分析”专业的创办人,该专业于2017年秋季开始招生。项目将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与严格的定量方法培训结合起来,为本科生提供综合培训及指导。
在校务层面,我曾任港科大聘用与实任委员会成员一年、会长两年,在此期间,我与校长、其他同事一起,通过优化流程,使档案中的信息更丰富、更标准化。此外,亦曾任职于研发及研究生教育副校长、大学校长的遴选委员会,及大学荣誉奖委员会。
目前,我的研究生课程的教学重点是统计学和社会人口统计学,本科生的教学重点是中国社会和社会人口统计学。
(翻: 杨佳秋)